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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崛起
貨幣崛起：金融資本如何改變世界歷史及其未來之路
The Ascent of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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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尼爾．弗格森 ．
出版日期：2009 年12 月 1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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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貨幣是這個時代的上帝，金融資本家就是這個年代的先知！生存在現代經濟社會的我們無法否認：貨幣塑造世界歷史，並決定我們的未來。
金融資本的興起標誌了工業革命的年代已經過去，全世界都捲入「以錢賺錢」的時代，貨幣不僅是我們日常流通的現金，還包括各種金融市場的投資工具，從現實面來看，身為金融文盲，我們淪為貧民的機會愈高，致富的可能性愈低，從知識面而言，對於金融影響世界的力量與過程理解愈多，我們才可能穩定立足。
何況經過近年來如雷曼兄弟引起的金融危機，世界政經局勢將重新洗牌，面對中美國（Chimerica）的興起，台灣如何應對？
作者尼爾．弗格森貫通歷史與財經兩大領域，是全球矚目的美國外交政策權威評論者。他不只爬梳過去，更預示未來：中國加美國將成為占全球經濟產值超過三分之一的經濟體（Chimerica），這個有著獅頭、羊身、龍尾的古代怪獸，動見觀瞻，企圖宏偉，而中國、美國都是台灣重要的貿易夥伴，兩國的發展嚴重牽動台灣的經濟命脈，此一議題我們無可迴避，弗格森的見解值得深思。
本書從一個歷史學家的角度，對現代金融資本主義的起源、爬升、崩陷，做了鳥瞰式的梳理，讓我們得以理解過去，面對未來。
這是了解金融知識的最佳啟蒙書，是對金融資本主義發展的清楚詮釋。金融資本是人類歷史進步的力量，也是社會罪惡的根源，它清楚地映照人類的醜陋與墮落，但同時展示了人類的美麗與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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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崛起》導論
金錢、現鈔、孔方兄、阿堵物、不義之財、利錢、賞金、備款、資財：不管叫做什麼，錢都挺重要的。在基督徒看來，愛錢是萬惡的根源；在將軍眼中，錢是打勝仗的關鍵；在革命家心目中，錢是勞動者的枷鎖桎梏。然而，錢到底是啥玩意？是西班牙征服者認為的銀山？或者，不過就是泥板和印刷的紙張？在我們所生活的世界裡，怎麼會大部分的錢都看不見，而只是電腦螢幕上的數字？錢從哪裡來？又都跑哪兒去了？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二○○七年，美國人平均所得（略低於三萬四千美元）成長近5%，但同一時期的生活所需也增加3.5%，亦即一般美國人的所得實際只成長1.5%。扣除通膨，從一九九○年以來的十八年裡，一般美國家庭的所得幾乎沒有改變過，只增加了7%。以一般美國人的情況和高盛（Goldsmith Sachs）投資銀行執行長布蘭克費恩（Lloyd Blankfein）相比較，二○○七年他的薪資、紅利加配股所得比前一年多了25%，共計7,370萬美元，約莫是升斗小民的二千倍。同一年，高盛的淨營收為460億美元，超過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和斯洛維尼亞；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和瓜地馬拉；安哥拉、敘利亞和突尼西亞等一百多個國家的國內生產毛額（GDP）。高盛總資產首度跨越一兆美元門檻。其他的華爾街執行長也大賺一筆。根據《富比士》（Forbes）雜誌的報導，「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傅爾德（Richard S. Fuld）賺進7,190萬美元、「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的狄蒙（James Dimon）2,070萬、「美國銀行」的劉易斯（Kenneth D. Lewis）2,010萬，緊追在後的還有「花旗集團」（Citigroup）的蒲林斯（Charles O. Prince）1,990萬、「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的麥晉桁（John Mack）1,760萬、「美林」（Merrill Lynch）的賽恩（John Thain）1,580萬。儘管如此，布蘭克費恩差二○○七年金融界收入最高的人還遠得很。連「全國金融」（Countrywide Financial）的莫茲羅（Angelo R. Mozilo）賺進一億零二百八十萬美元，跟一些避險基金（hedge fund）經理人比起來也還是小巫見大巫。例如，老牌避險基金經理人索羅斯（George Soros）賺了29億美元；城堡投資集團（Citadel）的葛理芬（Ken Griffin）和另外兩大避險基金的創辦人一樣，也都有超過二十億的美元入袋。二○○七年美國金融界薪資最差的執行長是「貝爾斯登」（Bear Stearns）的凱尼（James E.Cayne）690,757美元，跟先前九年賺進將近二億九千萬不可同日而語。在此同時，全球卻有將近十億人每天只靠一美元勉強過活。
三○年代以來最大的金融危機
其實，二○○七年是大蕭條以來最嚴重金融危機的開端。這些財經人之所以坐擁高薪，最主要的理由是他們具有特殊才情，特別是在風險管理方面格外突出，但這一年多的時間裡所發生的大小事件，不啻是在嘲諷這種論調。到我準備出本書的平裝版而做修訂時，貝爾斯登靠JP摩根出面解救才免於倒閉，全國金融由美國銀行接管，美林也遭受同樣的命運，雷曼兄弟則已破產。花旗集團在二○○八年虧損187億美元，花光二○○五年以來的利潤；美林虧損358億，一九九六年以來的利潤全泡湯；高盛和摩根史坦利迫於形勢，雙雙由投資銀行轉型為金融控股公司，意味一九三○年代以來肇始的商業模式壽終正寢。存活的銀行都接受了美國財政部依「問題資產重建計畫」（Troubled Asset Recovery Programme）挹注的資金。然而，政府救助也止不住股價持續下跌，不免引發上述業者起碼有幾家會徹底收歸國有的揣測。舉例來說，到二○○九年二月，花旗集團的股票已經從二○○七年六月的55美元跌到只剩1.49美元。
各位是否氣憤世界如此不公平？惱怒肥貓資本家和賺飽紅利的銀行家？想不透貧、富與鉅富之間怎會有天壤之別？有此感受的不只各位。綜觀西方文明史，世人對金融和金融家的敵意從沒斷過，大抵根源於認為這些靠放貸為生的人形同依附農業和製造業等「實際」經濟活動的寄生蟲。之所以形成這種敵意有三大原因：部分由於欠債的人數往往多於債主，而前者很難對後者懷有好感；部分是由於金融危機和醜聞屢見不鮮，使得金融儼然成為貧窮與變動頻仍的元凶，而非繁榮和安定的推手；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幾個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的金融服務業者幾乎都是少數民族或弱勢宗教群體的成員，他們雖被拒於擁有土地與擔任公職的門外，卻因為特有的血緣與信賴關係而在經濟上卓然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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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是人類進步的要素
儘管世人對「齷齪錢」的成見根深柢固，錢卻是進步的根源。套句布倫諾夫斯基（Jacob Bronowski，我在學生時代看過他介紹科學發展史的電視節目） 的話，貨幣的誕生是人類進步的要素。金融創新不是吸血鬼的傑作，只想榨乾負債家庭的血，或將孤兒寡婦的積蓄當作賭注，反而是人類從苟延殘喘地賴活著，提升到今天眾人所知的物質繁榮高峰不可或缺的因素。從古巴比倫到今日的香港，文明能夠崛起，借貸制度的演進與技術的創新同等重要。義大利文藝復興的燦爛光華，建立在銀行與債券市場所提供的物質基礎上。企業金融則是荷蘭與大英帝國不可缺少的基石，正如同二十世紀美國的成就跟保險、抵押貸款金融和消費信貸的進展脫不了關係。或許，一場金融危機也預示美國全球龍頭的地位式微。
每一個重大的歷史現象背後都暗藏一段金融祕辛，本書就是要闡明其中最重大的祕密。舉例來說，文藝復興之所以能創造藝術與建築市場榮景，便是因為梅迪奇家族（Medici）等義大利銀行家將東方數學應用在金融上而賺了大錢；荷蘭共和國能贏過哈布斯堡帝國，是因為擁有史上第一個現代股票市場，在財政上勝過擁有當世最大的銀礦；若不是有個蘇格蘭殺人犯創造史上第一次股市泡沫，瓦解法國金融體系，進而引發大革命，法國帝制的問題便無法解決；比起在滑鐵盧打敗拿破崙的威靈頓公爵，羅特希爾德（Nathan Rothschild）的功勞不遑多讓。阿根廷在一八八○年代是全球第六大富國，一九八○年代卻淪為通膨嚴重的窮國，全是因為愚蠢的金融政策造成債務違約與匯率貶值惡性循環，自毀長城。
閱讀本書便可了解，為何生活在全世界最安全國家的人，也是最沒有安全感的人。各位將會得知，形塑英語系民族特別熱中買賣房屋的時代與理由。最重要的或許是，各位可以看到金融全球化如何模糊了已開發市場和新興市場的舊分野，使中國搖身變成美國的銀行──共產主義債權人借錢給資本主義債務人，這種變化著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人類躍升為銀行家的時期
貨幣的崛起有時顯得銳不可擋。二○○六年，全世界的經濟總產出值為48.6兆美元左右；全球股市總資本額則為50.6兆美元，多了4%；國內與國際債券總值為67.9兆，多出40%。「金融行星」（Planet Finance）不僅逐漸令「地球行星」相形見絀，轉動的速度也快多了。外匯市場每天有3.1兆美元轉手，全球股市每個月有5.8兆美元轉手；每一週的每一天，每個鐘頭的每一分每一秒，全球各地都有人在交易。新的金融活動形式也在不斷演進。舉例來說，二○○六年的槓桿收購（leveraged buyout，借錢來支應收購公司所需）總量飆升至7,530億美元；「證券化」（securitization）暴增的同時，抵押貸款之類的個人債務在分割後重新組合包裝出售，把抵押擔保證券（mortgage backed security）、資產擔保證券（asset-backed security）和質押債務憑證（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CDO）的年度發行總額推向三兆多美元。衍生性金融商品（devirative）──衍生自利率交換（interest rate swap, IRS）或信用違約交換（credit default swap, CDS）的契約，成長更加快速，到二○○六年底時，所有「場外交易」（over-the-counter，排除在交易所進行的買賣）衍生性商品的名義價值逼近400兆美元。在一九八○年代之前，這類商品幾乎聽都沒聽過。新的金融機制也在增生。第一檔避險基金成立於一九四○年代，直到晚近的一九九○年代，避險基金總數仍只有610檔，管理金額不過389億美元。到了二○○六年底時則有9,462檔避險基金，管理資金總額達到1.5兆美元。此外，私募股權（private equity prtnership）也呈倍數成長。同時間，銀行設立了一堆稱為「管道」（conduit）的管理投資公司和「結構性投資工具」（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簡稱SIV，金融史上最巧妙的簡稱），讓潛在風險性高的資產不出現在資產負債表上。影子銀行體系彷彿已然成型了。如果說過去四千年見證的是人類躍升為思想家，現今的我們顯然正處於人類躍升為銀行家的時期。
一九四七年時，金融業只為美國增加2.3%的國內生產毛額總值，到二○○五年時，對GDP的貢獻度已上升到7.7%。換句話說，現在付給員工的薪資中，每十三美元就有一美元是付給金融服務產業的工作者。金融業在英國更為重要，二○○六年時已占英國GDP的9.4%。此外，金融業也已成為當世最吸引學術人才的磁石。一九七○年時，我任教的哈佛大學只有5%左右的畢業生進入金融界服務；到了一九九○年，這個數字已上升到15%。 二○○七年的比例更高。據《哈佛赭紅報》（Harvard Crimson） 報導，二○○七年畢業班有超過20%的男生和10%的女生，表示他們的第一志願是到銀行上班。這能怪他們嗎？近年來，長春藤聯盟畢業生投身金融業的總和薪資約為從事其他業種的三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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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早晚都會破滅
到二○○七年班畢業時，全球金融的成長勢頭必然難以阻擋。恐怖分子攻擊紐約和倫敦擋不住，中東戰火擋不了，全球氣候變遷絕對也攔不住。從二○○一年底到二○○七年中，儘管美國有世貿中心被毀、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及諸多極端氣象事故，金融業持續擴張仍是這段期間引人注目的景象。的確，九一一效應立即使道瓊工業指數掉了14個百分點，但兩個多月之後便恢復九一一之前的水準。甚至，二○○二年雖是令美國股市投資人失望的一年，但之後股市便銳不可擋，至二○○六年秋季即超越前一次高峰期（網路股狂熱）。到了二○○七年十月初，道瓊工業指數幾乎比五年前的谷底整整上漲了一倍。到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為止的這五年間，全世界只有兩個股票市場每年有二位數的報酬率。美國股市的表現可不是特例。新興市場債券也強勁揚升，不動產市場（特別是英語系國家）的資產增值相當可觀。投資人不管把錢投進大宗商品、藝術品、美酒佳釀，還是外國的資產擔保證券，都能賺錢。
這些奇觀該怎麼解釋呢？有一派說法認為，最近的各項金融創新，從根本改善了全球資本市場的效率，讓風險可以分散到最能承受的人身上。熱心人士興沖沖地談論波動不再，志得意滿的銀行家則紛紛舉辦以類似「卓越演化」（The Evolution of Excellence）為題的會議。二○○六年十一月，我就不期然地出席一場這種會議。在巴哈馬群鳥萊弗礁（Lyford Cay）一處豪華會議廳內，我的演講主題稍有閃失便會造成全球金融體系的流動通性銳減，因此我們應該更加審慎，不要指望好年頭可以無限期地持續下去，聽眾不為所動，甚至有人認為我杞人憂天。現場有位經驗最老的投資人甚至建議主辦單位，「明年完全排除外部演講人，改播《歡樂滿人間》（Mary Poppings）。」提到《歡樂滿人間》，倒是勾起我的兒時記憶。茱莉•安德魯絲（Julie Andrews）的影迷大概還記得，這部一九六○年代拍攝的長青音樂劇，劇情圍繞著一椿當時即已顯得饒富古意的金融事件──一八六六年以來倫敦便未曾出現的銀行擠兌。
無巧不成書，雇用瑪麗•波平絲（茱莉•安德魯絲飾）為褓姆的家庭就姓班克斯（Banks，意為銀行），而班克斯先生確實也是道斯銀行（Dawes）的資深行員。有一天，在班克斯先生的堅持下，她帶著班克斯家的孩子到銀行參觀，老道斯先生建議班克斯先生的兒子麥可把零用錢（二便士）存進銀行。不巧的是，小麥可想買飼料餵銀行外頭的鴿子，於是要道斯先生「還我！還我錢！」更不巧的是，有些銀行客戶聽到麥可的要求後陸續提出存款，不多時，帳戶所有人蜂擁而至，銀行不得不暫時止付。班克斯先生想當然耳地遭到革職，以致感嘆自己「在意氣風發之際搞得一團糟」。這句話想必會讓英國北岩銀行（Northern Rock）前執行長艾普爾加斯（Adam Applegarth）心有戚戚焉，他在二○○七年九月也遭遇同樣的命運：北岩宣布已向英格蘭銀行（即英國央行）尋求「流動性補強融通」（liquidity support facility）後，存戶蜂擁到各地分行擠兌。
二○○七年夏季侵襲西方各國的金融危機，適時提醒我們一則金融史上恆常的事實：所有的榮景泡沫早晚都會破滅，看跌的賣家遲早會多過看漲的買家，貪婪終不免陡然變成恐懼。我在二○○八年初完成為寫這本書而做的研究時，美國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已擺在眼前。一年後，我在修訂平裝版的〈導論〉時，美國經濟已遭逢一九八○年代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陷入長期不景氣的可能性極高。這是由於美國企業設計新產品的能力每下愈況？還是技術創新的步調突然趨緩所致？都不是。二○○八至○九年經濟緊縮的近因是金融問題，精確地說，是所謂次級房貸的違約件數增加，造成信貸制度一陣抽搐。現今的全球金融體系精細難懂，從美國阿拉巴馬到威斯康辛州的貧窮人家，可以利用複雜的貸款形式購屋或辦到二度抵押貸款，而（他們並不知道）這些貸款往往跟其他類似的貸款綁在一起，重新包裝成質押債務憑證（CDO）後，由紐約和倫敦的銀行賣給德國的地方銀行和挪威地方政府等機構，歐洲的投資者便成為房貸的實際放款人。這些CDO分割得很細瑣，聲稱原始貸款人支付利息簡直跟美國十年期公債一樣可靠，是細水長流的收入，值得給予AAA的評等。這種做法等於點石成金，把金融煉金術提升到嶄新的境界。
然而，一旦一到二年的低利「優惠期」期結束，房貸重新設定較高的利息，借款人開始付不出錢了。這是美國不動產泡沫開始破滅的徵兆，引發一九三○年代以來房價最大降幅。隨之而來的是緩慢而具有終極殺傷力的連鎖反應。所有形式的資產擔保證券，包括很多並非以次級房貸為擔保的投資工具，價值都暴跌。銀行為了持有表外資產的證券而設置的體制，例如「管道」、結構性投資工具，都陷入大麻煩。銀行一接手這類證券，本身的資本／資產比便陡然踉蹌下跌。美國和歐洲的央行調降利率，透過特殊的「短期標售工具」（term auction facility, TAF）提供貸款，設法紓解各家銀行的壓力。然而，不管是發行商業票據、出售債券或彼此周轉，美國銀行可以借到錢的利率，仍然高出官定的聯邦基金目標利率甚多。此外，原本要支應私募股權併購企業所需的貸款，也可大打折出售。歐美許多知名銀行在大失血之後，不僅得向西方世界的央行尋求短期援助以重建準備金，更得向亞洲和中東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請求基金挹注，以重整資本基礎。但到二○○八年初，外國投資人已對跌跌不休的銀行股胃口盡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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